【中华文化网】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

2020-6-4 19:56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164| 评论: 0|来自: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张思思

摘要: “党员领导干部,要多读一些人文书籍,包括历史,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。也包括文学,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消遣,也是为了使我们保持对人性、对生活复杂性的敏感,更具同情同理之心,这对一个领导干部可能也是重要的。”在当 ...

“党员领导干部,要多读一些人文书籍,包括历史,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。也包括文学,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消遣,也是为了使我们保持对人性、对生活复杂性的敏感,更具同情同理之心,这对一个领导干部可能也是重要的。”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如何坚持读书学习,在书籍中寻找趣味?如何看待传统文化、古代经典在今天的影响?本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。

  我们需要一种以中国为本位面向世界的想象力

  记者: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?什么书对您影响比较大?

  李敬泽: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。读书如吃饭,你没办法说清到底哪碗饭特别重要。如果列出作家的名字,那就会很多: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,托尔斯泰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,杜甫、曹雪芹、蒲松龄、鲁迅,等等。以及唐代、宋代、明代的一大群笔记作者。很难说谁的影响最大,他们在不同时期引导了我的眼光和趣味。

  第一次接触书的情形,不记得了。我父母都是文科生,家里本来就有书柜,里边装满了书,书籍对我来说是一个给定的、原初的人生背景。更何况我母亲还是那个时代—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——很少见的兴趣广博的读者。那时找到一本有意思的书是不容易的,几乎可以据此衡量一个人的好奇心、心智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,她的好奇心很强,热衷于思考世界与人生,并且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,总能通过种种神秘的途径找到有意思的书。

  记者:读您的《会饮记》,感觉您就像一名导演,驾驭无数的镜头,腾挪跳跃,却又收放自如。另外,《青鸟故事集》的腰封上面写着:“作家中的考古者,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”,书中充满了考古学和博物学式的智力趣味,您为何会对此感兴趣?

  李敬泽:不要相信腰封,那是“妖风”,打广告的。所谓“考古者”“博物学者”云云,就相当于说我是厨师中的歌唱家或作家里的厨师,是夸耀,其实也是嘲讽。我的确是有一点考古的、历史的、博物的趣味,可能与考古和博物作为“家学”有点关系,我父母都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,父亲写过中国第一本文物学概论,现在还用作教材。刚才说到小时候家里有书柜,其中主要都是历史书,或者按现在的说法,传统文化方面的书。最近读了两本艺术史书籍,忽然记起小时候读过家里一本很旧的《中国绘画史》,是不是这个书名我记不清了,甚至作者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,好像是俞剑华,但是现在再读中国艺术史,忽然就想起这本书,看范宽马远、董其昌文征明都觉得亲切,是如对故人了。所以,不要纠结于读书有用无用,最无用的读书可能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你。这两三年忽然对艺术史感兴趣,大厚本子买了很多,仔细想想,可能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书柜里那本《中国绘画史》起了作用。

  这是趣味,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。比如当你关注物的时候,你会不由自主地建立一种世界史的、普遍联系的视野,一件青铜器,它的花纹、铸造工艺是大范围、长时段的人类交往的结果,从欧亚大草原到黄河流域,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种种隐秘的联系,一个商代的青铜工匠和一个西伯利亚的工匠互不相识、也不相知,但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对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很感兴趣,他们不关注帝王将相,相反,他们关注的是大范围、长时段里普通人的生活和劳作、物质的生产和流通对于历史的更深刻的塑造作用,实际上我是通过年鉴学派更深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。有一段时间乱七八糟读了很多书,对于边缘的、零碎的历史材料特别感兴趣,比如中西交通史、名物史等,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,也不是想作学问,我的兴趣在根本上还是文学的,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,像一个导演,把很多片段、镜头拼接起来,最后构成一个有意思的或有意义的故事或图景,这个故事或图景使世界变得陌生,令人惊奇,偏离了习以为常的视角,让我们获得某种新的认识。《青鸟故事集》出版后,我有一次偶然在豆瓣上看到一位读者的评论,他对我表示了蔑视,因为书中涉及的一些话题已经被学术界处理过了。我想,的确是这样,近些年来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,随着全球史的学术潮流,很多中西交通史问题成了显学,甚至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这样的电视剧里成了大众知识。但是,这本书的大部分写于二十年前,那时可没什么人对这种事感兴趣,在学术界也是冷到结冰的冷门,所以我把那位读者的蔑视当做了另一种表扬。一本书也是时也命也,二十年前那一本出来以后印了三四千册,没什么人看,也没人注意,二十年后才算是赶上了它的时候。

  如果更宽阔地看待这个问题,我认为,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文化挑战。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大国,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,但是相应的,我们在文化上的准备还很不够,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依然既不系统又不深入,我们应该有求知的热情和激情,去认识和把握那些不熟悉的事物,我们需要生长出一种以中国为本位而面向世界的想象力,一种领会世界之复杂并且讲述这个复杂世界的故事的能力。《青鸟故事集》就是要讲这样的故事,对此,我至今都还有很大的兴趣,也许还会再写一点类似的故事。

  从文明的上游、从古典出发理解我们的历史和精神

  记者:结合此前您出版的讲述传统文化与精神的《咏而归》,看得出来,您的文章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,鲜活感性而富有人文精神。您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影响?您说自己是“新锐作家”,但是您的作品以讲传统和历史题材居多,您认为传统和新锐矛盾吗?

  李敬泽:的确,讲历史、谈经典的文章我写得比较多,因为本来也读得多。但不管读得多还是少,传统其实就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、血液里。我年轻时不喜欢杜甫,觉得他老气横秋,现在读杜甫的诗,忽然觉得句句苍劲,都是贴着一个中国人的心写出来的,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……”久别重逢,那么平常的一件事,你慢慢地、一句句念下去,你就觉得这说的就是你自己,是一个中国人的岁月和人间。所以,传统是那种从内部、从根本上照亮我们、指引我们的东西,依然活在我们身上,让我们的精神刚健、苍劲、丰沛。所以,对我来说,这主要不是古琴书法之类,更重要的是,古人是怎么活着的,古人的精神气象。时移世易,当然我们的境遇和他们很不相同,但是话又说回来,人生的根本问题、根本选择,其实古今也并无大的不同,我读古书,常常觉得古人就是新锐的,如果活在当下,那都是风骨凛然、风致怡然。

  记者: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正在写《春秋传》,《春秋传》大概什么时候会和读者见面,又体现了怎样的精神内核?

  李敬泽:《春秋传》现在还在写,但愿能快一点。春秋是我们民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,是华夏文明的上游。我们之所以是我们、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,最初和最根本的构造是在春秋时期完成的,最显而易见的事是,那个时代出了孔子、出了老子。春秋时期的人都是巨人,那是壮阔的英雄史诗的时代。但是,相对于它的重要性,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感知和了解其实是很薄弱的。随便找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,让他说秦汉,说唐宋元明清,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,这也是拜这些年的影视剧所赐;但你让他说春秋,很可能他就一脸茫然。所以,我一直有兴趣写写春秋,但现在陷进去了,发现这真是汪洋大海,别人不写是有道理的。最近写了一篇文章,谈《诗经》中的《黍离》,就那么一首诗,本以为写三四千字就行,但材料越看越多,要谈的也越来越多,结果花了两个月,看了一堆书,写出来都一万六千字了。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,从文明的上游、从古典出发理解我们的历史和精神,常常会看到新的景象。

  全民阅读体现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风尚

  记者:关于全民阅读,您有什么想和读者,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分享的吗?

  李敬泽:全民阅读体现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风尚。越来越广大的阅读人群,不仅是求知、学习,也是通过阅读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不断成长、成熟。除了专门领域的阅读外,我觉得党员领导干部,还是要多读一些人文书籍,包括历史,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。也包括文学,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消遣,也是为了使我们保持对人性、对生活复杂性的敏感,更具同情同理之心,这对一个领导干部可能也是重要的。毛泽东曾经多次向领导干部推荐《红楼梦》,我想《红楼梦》现在也很值得阅读。还有鲁迅,重读鲁迅,也有助于知人论世。

  记者:您如何看待读书与学习的关系?

  李敬泽:学习是终身的,读书也是终身的。对我来说,当你退了休当你老了,这个读书人或者读者的身份不会随着岁月而失去。每个人读书的取向和路径各不相同,别人也不好评论,但是我总觉得,这里确实需要一点学习的自觉。比如,一个作家、一个写作者,如果天天读文学,古今中外读一辈子,这恐怕有点问题。我自己以文学为业,我更愿意多读一点其他的书,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,我想这会使我对文学有一种更宽阔、更活跃的理解。重要的是,你如果把阅读限定在你的舒适区里,这里都是你熟悉的、你懂的、你喜欢的,你实际上就失去了学习的能力,失去了扩展你的视野、在更复杂的结构中认识世界的能力。所以,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问题,这涉及到在这个新媒体、多媒体的时代阅读的意义何在。在这个时代,我愿意把阅读直接理解为学习。当然,有的人会说,我就是为了消遣啊,但老实说,这个时代实在是有太多的消遣方式、娱乐方式,一部手机在手,你可以打游戏、逛朋友圈、追剧、看直播,恐怕哪一种都比读一本书更具娱乐性、更轻松愉快。但当你拿起一本书,不管是文学书、历史书还是理论书,你专注地读下去,你不得不克服一些难度,耐心进入一个你不熟悉的情境或思路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,就是内在地扩展了你的心智能力。